70年风云巨变,常有思索、困惑、彷徨之时,或是不知去往何处,或是身在庐山中不识真面目,或是时代开启等待着大幕拉开。
此情此境,《长江日报》往往能准确地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领风气之先,言人之未言。“文革”后,在社会思潮陷入迷惘时,它旗帜鲜明地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改革初,在汉正街尚处稚嫩之时,它发出重头新闻为其摇旗呐喊;新时代,在重大主题尚未崭露之时,它从一篇通稿中挖掘出时代先声的发端。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那些如春雷震响一般的报道、言论、思想,最终都指向了社会前进的方向。《长江日报》以70年的报人传统,以始终年轻的锐气,在一次次时代变迁中,唱响了来自未来的声音。
打破常规发稿模式
率先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上标题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开幕,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等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参加了所在代表团对十九大报告的讨论,新华社当晚播发了通稿,标题分别为《张德江参加十九大内蒙古代表团讨论》《俞正声参加新疆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刘云山在参加云南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深刻把握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新理论 自觉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在内的多家中央级大报以及省市级党委机关报,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新华社的原标题。
但《长江日报》以16个整版的规模推出的“新时代/十九大特别报道”,却在二版刊发了独家提炼出的重大信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原来,编辑部在编发稿件时注意到,三位常委在下团发表重要讲话时,都讲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由此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定名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最终刊发时,编辑部破除逐条分别转发新华社通稿的常规模式,选择组合刊发稿件,并突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标题内容。
(长江日报记者万旭明)
七常委出行不封路
地方媒体“逆袭”重大主题报道
2012年12月6日,《长江日报》刊发了一条题为《7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出行不封路》的新闻,只有短短650字,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是一条酝酿了好几天的新闻,当年的12月3日,武汉市举办了为期3天的“全市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班”活动,各媒体都派出骨干记者进行大规模连续报道,长江日报也不例外。但在十八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做出的一场辅导报告会上,因为这已是他在武汉期间的第3场宣讲活动,媒体的“大部队”多已撤离,作为会议代表听会的长江日报总编辑却听出了名堂。欧阳淞提到,11月29日习近平等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比预计的时间来晚了一些,原因是沿途没封路,和社会车辆一起走的。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的消息成为媒体热点,其中就有“不清场、不封路”的规定。在报社编委会的策划下,参加欧阳淞报告会的记者瞿凌云赶紧找来了录音,将“不封路”的一段转化成文字资料备用。“如此重大的报道,信源一定要权威可靠。”按社领导要求,瞿凌云和报社驻京记者多方核实、采访,在反复斟酌、推敲后写成了这篇短短的消息。
作为一家地方媒体,在“八项规定”这样重大的主题报道中,独具慧眼地从一件小事情中发现新闻。这篇报道在第23届中国新闻奖中获得了一等奖,被同行们笑称是“地方报纸的逆袭”。(长江日报记者万旭明)
从“封口”中发现新闻
“超前”披露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样本
1994年8月18日,记者梅明蕾在《长江日报》发表了名为《“守口如瓶”二十年——武钢硅钢片厂尊重他国知识产权纪实》的报道,解密了这家企业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国外企业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过程。
在梅明蕾的记忆中,当天他原本是去参加武钢硅钢片厂建厂20周年庆典。因为庆典过于“低调”,“不解渴”的他感到了一丝反常,便想去生产线转转,随行的工作人员立马拒绝说,“这个绝对不行,因为涉及保护日本企业的相关知识产权”。
梅明蕾至今还记得自己听到“知识产权保护”几个字的兴奋心情:“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中国横加指责,诬蔑我们是政府暗中主导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这种背景下,武钢硅钢片厂的例子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证明我们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不仅光明磊落,而且一直在努力。”
想好了全新报道角度,他托通讯员邀请硅钢片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前来采访,两位负责人原本婉言相拒,听说是询问该厂20年如何保守秘密的故事,两人的话匣子瞬间就打开了。
“因为采访主题很鲜明,他们作为亲历者和实践者,提供的‘干货’很多。”梅明蕾说,那个年代,知识产权概念对于普通人很陌生。武钢硅钢片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前,守口如瓶20年未中断保护,这是两个“超前”。《长江日报》通过报道准确发声,把住了中国引进国外技术、保护知识产权的历史脉搏。报道刊发后,引发了新华社等媒体的关注,全社会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一时间形成了热点。
(长江日报记者周满珍)
《未来正在发生》全球约访世界名人
为武汉发动“互联网+”新引擎
提供思想武器
发起《未来正在发生》系列访谈,正值武汉成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再次迎来历史性机遇之时。
2015年7月,在全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动员大会上,时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说:“创新决定城市未来”“只有坚持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推荐了4本以创新为题材的最新译著。此事给长江日报编辑部以启迪:创新须思维理念先行,能不能对世界知名的未来学家、智者进行系列访谈,为武汉迅速发动“互联网+”新引擎提供思想武器?
编辑部迅速成立“未来正在发生”项目小组,梳理了当时影响巨大的创新创业著作,从几十本著作中最终确定《从0到1》《硅谷百年史》《第三次工业革命》等9本“牛书”。
“记者们钻墙打洞去寻找这些著作的作者,最终实现了与杰里米·里夫金、凯文·凯利等一批‘大腕’的直接对话。采访基本实现了聚焦互联网前沿思想和创新创业实践、研判时代演进方向、前瞻认识未来的目的。”系列访谈统筹人之一、时任文化新闻部主编的翟晓林说。
以作者专访结合对这些著作的内容精萃介绍和书评,2015年11月9日开始,《长江日报》陆续推出9个整版的“未来正在发生”系列报道。报道被人民网、新华网、腾讯大楚网等转载。由系列报道汇编的《未来正在发生:新技术革命访谈录》一书成为武汉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的会议材料及干部读本,并获2017年武汉市优秀科普作品奖。
(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春艳)
追求真理不惧冒犯权威
提前半拍批判极“左”思潮
批判“四人帮”,是批它的极“左”、还是批它的极“右”?这个现在看来毫无悬念的问题,放在1978年,却是一项对新闻人勇气和判断力的重大考验。
1978年4月3日,《长江日报》刊发社论《适时地把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大批判上来》,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极“左”是“四人帮”路线和思想体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作者是评论部负责人陈修诚。
随后,陈修诚继续追击,邀空军雷达学院教授何善昌等执笔《论极“左”思潮》,在1978年5月26日的《长江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刊出。文章以罕见的胆魄与力度和尽可能深广的历史视野,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作了相当全面、系统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从根本上触及了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弥漫于党内、国内并居于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
文章的发表,无异于在新闻界和理论界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既对当时正歧路彷徨的人们起到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也冒犯了一些权威人物的传统观念。陈修诚为此也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和风险。好在随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特别是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左”,从而实现了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也给了陈修诚和他的战友们以公正的评价。
对这一番所为,陈修诚谓之“提前半拍”。他说:“提前半拍,准确地开好第一腔,领风气之先,言人之未言,只要是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研究新事物、回答新问题,就是符合党性原则和求实精神的,本质上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长江日报记者冯爱华)
勇敢发声支持小商品市场发展
汉正街
成武汉“改革开放”旗帜
“从1979年首次被《长江日报》报道,到1982年《人民日报》头版发文肯定,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成为武汉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长江日报老报人叶翠华说。
1979年,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社会发生巨变,跑商业线的记者马新,注意到汉正街冒出许多个体小百货摊,这种个人经营、自主定价、商品长途贩运而来的自由市场,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是新鲜事物。当年10月14日,长江日报刊发马新撰写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恢复营业》,随后又组织了《活跃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以小取胜 以廉占优——访三镇小市场批发部》等一系列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小商品市场发展。
短短几年工夫,仅有103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一跃成为延伸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
1982年5月,新华社以内参的形式跟进报道。7月,国务院组织调查小组,调研汉正街小商品市场。8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称赞汉正街搞活了市场,方便了人民生活,扩大了劳动就业,起到了国营和集体商业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年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武汉现场会,将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此后,国内小商品市场遍地开花,“对内搞活看汉正街”风行一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延福教授曾说:“没有汉正街的体制机制创新,就没有今天中国商业的繁荣。”叶翠华接受采访时说,汉正街也是武汉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此后20年,武汉商业一直是全国同业中的佼佼者。长江日报对汉正街的报道,起到了先导作用。
(长江日报记者冯爱华)
头条报道中国第一个洋厂长格里希
武汉“敢为人先”
引全国瞩目
1984年,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受聘来到武汉担任武汉柴油机厂顾问,几个月后,武汉市政府任命其担任武柴厂长,统管全局。
格里希初到武汉柴油机厂时,工厂管理混乱,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他两年任期满后,武柴年产柴油机从1.83万台增加到6万台,产品使用寿命延长一倍,出口到东南亚7个国家,成功扭亏为盈。
1984年12月12日,一篇题为《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的通讯登载在长江日报头版头条。该文作者、长江日报老记者黄启疆回忆,报道发表后,格里希从严治厂抓管理的诸多细节,让一个有血有肉的“洋厂长”形象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武汉出了个洋厂长”为全国所知。武汉市引进人才为改革发力的大胆尝试,也引起全国瞩目。朱镕基同志曾专门约见格里希听取意见,称他为“质量先生”。
中国第一个洋厂长为什么出现在武汉?长江日报记者30多年后回访时任武汉市外办副主任的吕志清,他说,这和武汉人一贯的敢为人先精神分不开。格里希作为技术顾问来武柴考察,本可在几个月后就回国,“但是厂长们也不得罪他,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格里希很生气,一次他发牢骚说:‘我是来诚心帮你们的,不是来消磨时间的。我要是厂长,就不是这样的搞法。’”外办将这句话汇报给了市领导,一句牢骚引发了变革。
黄启疆说,格里希带给武汉的,是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突破,当时他的许多惊人举措,在今天看来,仍被证明是科学的。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格里希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长江日报记者周满珍)
【编辑:彭向东】